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史及其启示(2) - 黑龙江科学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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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史及其启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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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秀“肌肉”当然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对人类物质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大量年轻士兵的阵亡也迫使有识之士对自然科学的误用和滥用产生了隐忧［7］。有欧美学者就提出了“科学是否是万能的”这样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指出：科学家们必须思考他们提议采纳的学说将产生什么后果，它们将如何与自然法相协调？［8］其中也有学人指出，社会遗产的中断会使人类失去其长期运行的痕迹，科学界显然忽略了这一事实［9］。欧美学人的这些言论加上沿途所见所闻都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游学欧洲的梁启超还有同行的张君劢等人，梁启超回国之后按照自己所见所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由此也掀起了我们自己的第一次科学与人文大讨论，此点稍后再详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伴随着纳粹德国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大量投入，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学生们对自然科学专业学习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科学主义压倒性地逼迫着人文主义及其具体学科。哲学在欧洲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即便是科学家也对自己的方法论来自亚里士多德深信不疑，他们认为“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应该成为中学每一位科学教师的智力装备的一部分”［10］。

1945年8月，在日本炸响的两颗原子弹使得一部分原本沉迷于科学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了，其中既有理工科专业的也有人文学科专业的。这是思想界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弱思自然科学，大事件后思人文。

此间科学与人文讨论的诱因是国家命令科学家去做某事，而此事可能涉及到公众安全，科学家是否有拒绝的权利、是否有告知公众可能面临的危险的权利。换言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备竞赛引爆了科学与人文的大讨论。例如，1956年8月25日，卜罗诺姆斯基博士在奥斯特贝克的荷兰英雄国际和平组织联络委员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家的困境”的演讲，他认为，“科学家的重大责任是确保公众充分了解科学问题，以便进行明智的投票，从而确保做出正确的政策决定；政府还有责任确保科学家有机会在这些问题上畅所欲言。”［11］也有人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应该限制科学研究的边界并明确监督它的机制。此时的科学主义的急速膨胀，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旧的人文主义是否还有用的问题，这部分人认为不是旧的人文主义已经过时，而是它已经变得无能，显然，战后呼唤新的人文主义——它必须能有效制衡急速膨胀的科学主义。

1956 年10 月6 日，小说家兼物理学博士C·P·斯诺在《新政治家》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短文，随后其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关于该同一主题的系列文章，但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于1959 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演说，并最先提出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隔离的所谓“两种文化”的概念。他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正在日益分裂成两个极端群体：文学知识分子、科学家。两个群体之间有时（特别是年轻人之间）会产生敌意和厌恶，但最重要的是缺乏理解。四年之后，在其《两种文化：二度回顾》一文中，斯诺也澄清，他所说的科学与人文对立之情，比较适合英国社会，而不是整个西方社会。斯诺认为，与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相比，英国文化传统上是反科学、反对技术进步的［12］。例如在美国，两种文化的分离并非那么难以架通，纵使如此，他在当时也已注意到有某种所谓“第三文化”的兴起。他说：“说有一种第三文化已然存在，或许仍言之过早。但是我现在确信这将来临。当它来临之时，某些沟通的困难将至少会被软化。”［13］1964 年大选获胜后由哈罗德·威尔逊担任总理，斯诺在新建的科技部工作。威尔逊曾大力表示，需要利用现代技术的“白热化”来提高工业生产力，提高英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斯诺成为工党政府在上议院的技术发言人。身兼技术官僚和文学家二职使得斯诺能够更深层次地思考英国到底需要什么？斯诺的演讲引发了西人学界的一场争论。埃尔德里奇认为，“文学知识分子”被定性为了知识分子路德派，其中有些人的影响使奥斯威辛集中营更近了。他认为，正是科学革命和技术的结合使工业化成为可能，正是这一进程，才是穷人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子、原子能和自动化领域正在发生的变革构成了一个持续的科学革命。所需要的是改变英国的教育制度，以提高科学素养和理解力［14］。斯诺的言论一出在西方当时引起了所谓的“我们时代的大辩论”。其中也少不了谩骂和指责，其难受程度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他很快就开始“感到不舒服，就像魔法师的徒弟一样”，因为“文章、推荐信、信件、责难、赞扬”不断出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