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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科之学到科学之学蔡元培学术观的转变与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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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蔡元培看来,文理分科的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而今所谓“文科”已经不纯然是文科。科学发展所带来的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不仅要反映在大学中,也
在蔡元培看来,文理分科的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而今所谓“文科”已经不纯然是文科。科学发展所带来的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不仅要反映在大学中,也应反映在中学。在几天后(1918年11月1日)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与中学校长会议联席会议中(47)关于蔡元培与中学会议可另见,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校长校务讨论会提出于中学校长会议之意见书[N].北京大学日刊,第242号,1918-11-01(3).,蔡元培对中学会议代表将“文实分科”作为当时中学 “课目繁多”“分配不当”“轻重失宜”等问题的最根本解决办法,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指出,“今日理科智识发展非常之广泛,几乎尽文科之学问而占有之。本席以文科学问之根据亦全在理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等昔时均为文科科学,而近来则均恃理科作根据,用研究理科之方法来研究,而应用于文科者也。”(48)不过,蔡元培的意见也受到了中学代表的强烈反对,中学文实分科成为决议。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录[M].1919.38.
所以,所谓文或理的划分已经没有意义。合并文理一方面反映了科学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的科学分类,即科学是一个整体,各科学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大学本科中各系的联系与分类也高度反映了新的科学分类。在“学”的分类上,蔡元培所提出的五组与任鸿隽等人所提倡的汤姆生科学分类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蔡元培提出的五组包括包括组一(数学、物理、天文等),组二(生物、地质、化学等),组三(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组四(中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等),组五(史学、政治、经济等)。汤姆生则将科学大类分为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五类。这两种分类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十分近似,尤其是在第三组和第五组上。蔡元培的第五组包括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同时,蔡元培对大学本科的设想中还包括社会学系(如“法科之国家学,法理学等编入社会学门”,社会学门应也属于第五组)。而在汤姆生的科学分类中,第五类即包括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陈独秀即以按照“科学上之分类原理”“非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合为一组不可”为由,要求将经济学政治学从法科调整入文理科。蔡元培的第三组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而汤姆生的科学分类中,心理学和教育学归为一类,而哲学由于汤姆生将之视为抽象学科,架空于所有具体学科之上。
蔡元培所提出的五组与汤姆生的科学分类最大的不同在于,汤姆生的分类不包括文学类,而蔡元培的五组中则包括文学类,这是由于汤姆生的分类是对于科学的分类,而蔡元培的五组则是对于“学”的分类。可以说蔡元培的“学”是以科学为核心的“学”。
可见,蔡元培改革提案中所勾勒的新的“学”,实际上是新科学观及其科学分类的反映。
五、结论与讨论
蔡元培的学术观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具体表现在他对“学”的范围和“学”的内部关系的认识上,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他对于“学”的观念的根本转变——蔡元培的“学”从近代分科之学的“学”转变为现代科学之“学”。正是这种科学观上的根本转变促生了北京大学在学术建制上的种种改革,推动了北大从旧式学堂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在1918年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提出的数项提议勾勒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高等教育蓝图——首先,取消专门学校,改为大学,并将大学分为“本科大学”和“分科大学”,以此实现“学”与“术”分别设立。其次,在本科大学中,废除文理两科,扩充本科大学范围,废门改系,同时将各系分为五组,加强各系之间的沟通。
这些提议反映了这一时期蔡元培的学术观同民国初年相比,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虽然他仍然坚持早年奠定的“学与术不同”的观念,强调学在于学理,术在于应用,同时为了贯彻这一观念,要求将“学”与“术”分开设立。但是,蔡元培眼中的“学”则已经不再是民初《大学令》中的“学”,学的范围突破了文理两科十三门,吸收了一些“术”的基础学科和原属于“术”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在摒除学科之间藩篱的同时,“学”被分成了五组,并且不论在组内还是组外,各学科之间都被赋予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蔡元培对学的范围与分类的改变,实质上是源于其对于“学”的根本定义的改变。蔡元培的学术观经历了从分科之学的“学”,到现代科学的“学”的转变。作为中国科学社的支持者,蔡元培认同以科学方法为本质特征的新科学观,及其所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新科学观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何为“学”的标准,扩大了“学”的范围,突破了分科之学带来的科门界限,勾勒出一个整体的、内部联系紧密的“学”的图景。
文章来源:《黑龙江科学》 网址: http://www.hljkxzz.cn/qikandaodu/2021/0712/19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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