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科之学到科学之学蔡元培学术观的转变与北(2) - 黑龙江科学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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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科之学到科学之学蔡元培学术观的转变与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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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现行大学规程及专门学校各种规程有无应行修改之处案》。应教育部要求，参会各校针对这一问题共提出11种议案，会上选择了北京大学所提议案进行讨论。议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取消专门学校，改为大学，第二，将大学分为“本科大学”和“分科大学”，“本科大学”为文理两科，文理科合并，“分科大学”设立其他科。(8)议案第三项为“大学应用选科制”。会议讨论主要集中于前两项。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录[M].1919.

这一议案是对大学组织框架的大幅调整，其本质在于将学与术分校设置，以真正落实《大学令》。民初《大学令》规定文理两科为学，其他五科为术，大学以“学”为核心。然而自颁布后《大学令》并没有被有效执行。据蔡元培所言，颁布“六年以来，除国立北京大学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为法、商等科。间亦兼设法科、工科，均无议及文、理二科者。足为吾国人重术而轻学之证。”即便在设有文、理科的北京大学，学生也趋向于学习法、商科。(9)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因而，1917年初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职位，第一件改革即是要真正实行《大学令》，改变国人“重术而轻学”之势。(10)《大学令》颁布后仅半载，蔡元培即离开教育部，半载后又出国，直到1916年底回国受命北京大学校长，蔡才有机会亲身推进《大学令》之实施。

实行《大学令》须扫清障碍，在蔡元培看来，时人对大学与高专的混淆便是一大障碍。当时大学和专门学校(11)民初高等教育分为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中学校毕业后得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这三种学校都设有本科和预科。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A].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都包括法农工商医五科“术”，这种双重设置造成了当时大学与高专之争(12)对于大学与专门学校之争，蔡元培曾解释道，“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无他意也。然我国曾仿日本制，以高等学堂为大学堂之预备。又现制高等专门学校之年限，少于大学三年或四年，社会对于‘大’字‘高’字，显存阶级之间，不免误会。”蔡元培. 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也混淆了大学以学为核心的本质。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就职演说中即强调二者的宗旨差异，“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者实应截然不同。(1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5.

为解决这一障碍，蔡元培寄希望于大学与高专的体制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提出“大学改制案”，秉持“一切皆为大学之说，惟于分合之间调剂之，”(14)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提出将专门学校改组为大学，继而将大学分为“普通大学”与“分科大学”，普通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分科大学则设法医农工商五科，称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如此分校的首要理由在于，“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这一方案提出后，先后经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教育部讨论会通过，并获成立。依照此案，农工医等专门学校着手准备改组条件，而北京大学则“适有改革机会”，当即着手改革。基于此，1917年8月前，北大经评议会议决而实行的改革有：扩张文理两科，预备将法科分离出北大，将商科归并入法科，停办工科等。(15)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A].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然而改革并未完全实现。北大将法科独立出去的改革遭到重重反对，“学与术分校”计划搁置。(16)虽然未能将法科从北大取消，但法科将不再是原来的法科，而是走上一条学术化的道路。杨瑞.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法科存废之争[J].近代史研究，2014，(1):63-70.

1917年改革的搁置并未令蔡元培止步。在1918年的这次会议上，为了区分学与术，蔡元培再次提出专门学校应改为大学，而大学则分为“本科大学”和“分科大学”，“本科大学”为文理两科，“分科大学”设立其他科。蔡元培作为主席对这一议案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