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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从被规训到再出发(5)

来源:黑龙江科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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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消解了绝对真理性的科学知识的同时,西方学者也敏锐地指出科学界所盛行的理论的社会建构性。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指出,简明性、精确性、广泛性等都

在消解了绝对真理性的科学知识的同时,西方学者也敏锐地指出科学界所盛行的理论的社会建构性。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指出,简明性、精确性、广泛性等都是衡量理论的标准,但具体哪一种价值被放在首要和突出的位置,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选择。(25)[英]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其代表性的两个流派——强纲领和社会建构主义,分别强调了科学家经济、政治、宗教等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争斗对科学的形塑。在医学领域也有许多突出的研究,例如,福柯著名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两本著作,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医学知识、疯癫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断裂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权力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西方的医学人类学讨论则直接跳出了“科学”与“信仰”的二分框架,以“文化相对论”的态度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医学,尤其是意义中心的解释取向,认为疾病经由解释活动方能被了解,每一种解释都在当地的历史、权力关系中彼此竞争。(26)Kuipers J. C.,“Medical Discourse in Anthropological Context: Views of Language and Power”,MedicalAnthropologyQuarterly, 3(2) , 1989.

科学“求善”的元叙事也面临危机。科学承诺能够带领人类走向进步与解放,但事实上,人类却渐渐受到技术理性的奴役,丧失主体性、能动性,被“异化”了。早在19世纪马克思的著作中,相关思想就已经显现,20世纪30年代后,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本主义学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都对科技异化做出了进一步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斯宾格勒忧虑地断言,在技术社会中,异化表现为过度的技术理性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个性,世界的主人正沦为机器的奴隶。(27)转引自郭建《现代医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哲学反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2页。马尔库塞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正逐渐变成“单向度的社会”,人类也沦为“单向度的人”,只有物质生活而无精神生活。(28)[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20世纪70、80年代,针对医学科学技术异化的反思思潮兴起,例如:化学合成药物严重的副作用导致药源性疾病,医疗充满不确定性;现代医学忽视患者自身的体验,忽视超出教科书和诊疗手册规定的活生生的人,过于关注通过逻辑实证和理性建构的冷冰冰的医学知识和数据,导致医患之间激烈的冲突、患者受损的社会功能得不到疗愈,等等。(29)[美]图姆斯:《病患的意义: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邱鸿钟、陈蓉霞、李剑译,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在反思的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考察了“非科学”(即不符合科学元叙事)疗愈形式的效用,如列维-斯特劳斯早在1949年《象征的效用》一文中,便谈到巴拿马境内库纳印第安人的萨满通过诵歌有效缓解一名分娩艰难的妇女的焦虑感的故事,他认为人的交流与治疗仪式、象征性的行为和语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影响人的身心,因此二分的理性与魔法或许并非泾渭分明。(30)[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西方这些关于科学元叙事的反思,本应使我们对中医的学科合法性产生深刻的思考,以简单的证实或证伪的科学标准决定中医的合法性是否理所应当?然而,改革开放一直到本世纪初,这样的思考在中国学界几乎是缺席的。

1980年代,我们的确对中医的学科合法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国外在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前沿发现、新转向与中医的特点不谋而合,使我们对中医学科合法性的信心增加。具体来说,在科学领域,主要就是新兴的系统论,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与中医从整体上把握动态人体生命健康状况,具有一致性。(31)吕炳奎:《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贵州医药》1980年第5期。在医学领域,西方已经不满足生物医学模式,提出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医正是对人体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全面观照(32)孔庆洪:《中医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内蒙古中医药》1986年第1期。;国外关于科学与人文走向分裂的反思,对湮没在仪器中的病人、物化的医患关系等诸多医学伦理问题进行的反思,使中医强调的“医乃仁术”的人文精神被发掘和重视起来(33)张宗明:《论中医学的文化定位》,《医学与社会》1996年第4期。;西方医学面临的新问题,包括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导致药源性疾病、对于非病非健康的亚健康状态无能为力等等,似乎都是强调天然、调养的中医大有可为之处。(34)何裕民:《新的世纪 新的契机——略论中医药学的发展》,《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7期。

文章来源:《黑龙江科学》 网址: http://www.hljkxzz.cn/qikandaodu/2021/0712/1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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