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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从被规训到再出发(3)

来源:黑龙江科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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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化自卑、全盘西化的整体氛围中,中医必须接受“科学”尺度的衡量和评判,符合“元叙事”,被标榜为“科学”的西医则成为现实的、具体的比照物

在文化自卑、全盘西化的整体氛围中,中医必须接受“科学”尺度的衡量和评判,符合“元叙事”,被标榜为“科学”的西医则成为现实的、具体的比照物。

科学在这一时期设定的原则和条件,就是知识理论要具有实证性。实证,就是以精确客观的实验观察为基础,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西医将人体层层解剖,凭借精密仪器能够观察到最细微的层次,由此进行大量实验,无疑是实证的。然而,中医却是超实证的。中医理论中的概念大多抽象,基础的阴阳五行概念更是哲学概念,这些概念缺乏精确的实质含义,模糊多义,不能达到经验观察层面,更别提进行严格客观的实验了,直觉思维、类比思维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被广泛运用。余云岫就以中医典籍《灵素·痈疽篇》为例,指出中医“风、寒、暑、湿、燥、火”的病原理论是荒谬的:“以今日知识绳之,……痈疽之生也,必先有细菌侵居于体中,……以显微镜检之,以培养基殖之,以动物实验之,可以目击,凿凿可据,非如寒邪之说之虚空荒唐,而不可捉摸也。”他还指出,中医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尽管能够以经验观察验证,但是却与西医解剖学呈现的结果不符,是错误的。(13)祖述宪:《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以科学的标准、西医的发现比照中医、批评中医、否定中医的声音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此伏彼起,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傅斯年等都曾直接斥中医为巫术、玄学。可以说,中医成为吉尔茨口中与现代科学相对的“地方性知识”,沦入“失语”的境地,全面丧失了学科合法性。哪怕是从疗效、成本、民间信仰、民生等方面为中医抗辩的人(14)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医不科学、学科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主张用西医的手段和方法研究和改造中医,形成以恽铁樵、杜亚泉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派,以陆渊雷、潭次仲为代表的“中医科学化”派。两派都以向科学、西医靠拢为标准,“中医科学化”一派更加激进,甚至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必须不能脱离“现代生数理化”的范围。(15)弓箭:《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研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总之,清末至整个民国时期,伴随着强烈的文化失败感,中医在科学话语下全面丧失了学科合法性,被否定、被排斥、被改造。一言蔽之,走上了被规训的道路。

三、新中国成立后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尝试与“中医热”

被贬抑、排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被纳入国家医药卫生体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0年8月7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就形成了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此后,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尤其是轰轰烈烈的赤脚医生运动,切实有效地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需求。

为什么这一时期中医药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发展?我们认为,这与中国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成功建立新中国,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态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在实践中探索并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立场、文化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对待马列主义存在严重的教条倾向,“城市中心论”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及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及时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革命的实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不能迷信任何“范本”,必须形成从国情出发的基本文化立场。

从国情出发,高度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国情出发,也必然要求重视起过去一度被贬抑的中华传统文化。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群众熟知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事迹和人物,激发民族自尊心。(17)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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